佛教之中国化与全球化略说

 
 释尊一代时教,发源于印度,大盛于中国。二千五百年前,释尊于印度菩提伽耶菩提树下睹明星而悟道、起教说法,所悟者乃宇宙人生缘起性空之实相,所说者乃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之诸法。宇宙人生之实相乃通乎法界之真实,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诸法乃一切生命之谛理。故佛所说法,乃宇宙、生命之普遍真理,佛陀虽化迹现身于印度,而佛陀之教化——“佛教”,实超乎国界、种族、地域、文化、历史之种种时空差别相,本无分乎外来、本土。然佛法弘传,种种教化施设,赖世间相而传,藉世间文化以流布。佛教发源于印度,三系流传,以弘传中国而“中国化”为极大因缘,极为重要,为佛教史上释尊创教之后又一旷世因缘。佛教之大乘精神,于中国文化中发扬光大;中国大乘佛教台、贤、禅、净等各大宗派蔚然昌盛,尤以中国佛教禅宗,直接佛心,最能体现佛法之根本精神,又名“佛心宗”,为东方文化之瑰宝。佛教西来,又由中国传至日本、朝鲜、越南等邻邦而形成各国之佛教,直至近世约百余年来,国门打开,中西交通,西方文化固汹涌而来,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汉地大乘佛教也渐西行。而今华僧于欧美各国兴建道场已初具规模,渐将佛法传至全球。中国藏传佛教自六十年代以后也向西方弘传,颇为兴盛,深受欧美人士,包括学术界和普通大众之欢迎。佛教之全球化,渐已开展。  佛教初传中国,约在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至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约六十余年间。历经魏、晋、南北朝之演变,由译经讲学、义学研究等弘法事业,随缘化物,应机发扬,印度佛教渐与中华本土文化融合,涌现了道安、慧远、僧肇、支遁等许多中国佛教的高僧大德。在义学上,先是出现毗昙、成实、地论、摄论、涅盘等诸家师说,至隋唐而真正形成中国佛教天台、华严、净土、唯识、三论及禅、律、真言等各大宗派,印度佛教中国化于焉而有辉煌之成就。佛教中国化之基本完成,大致即在东汉初叶至唐代中叶这八百年间。庐山慧远大师本佛宗经并依自己修证所体验之佛法而立净土一宗,非承传印度一派学说,乃最早之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之五时八教、贤首宗之五教十宗等分科判教,概括西来佛法大系,可谓中国佛教之成熟。唐初禅宗,直本乎佛心,且融汇中华古来庄老思想及简约放旷之文化传统,契理契机,成为最具中国特色之佛教宗派。禅宗的出现,标志佛教中国化之完成,印度佛教已与中国文化融汇而发展成为中国之佛教。

        然言“佛教中国化”有所当辨析者:佛教传入中国,大法东来,以其建立于真实智慧和广大慈悲基础上的博大包容性,应乎当时中国文化的因缘,与中国文化交汇融摄,契理契机,随方施教。不变者佛法,随缘者设教。相较于印度释迦牟尼之教化,异者异其迹,同者同其本,并无所谓佛教之“革命”或别种之佛教。即以最具中国化特色之中国佛教禅宗而言,乃佛教之“心宗”,直本乎佛心,实乃佛法之本来真髓,唯其教化施设、禅门宗风、丛林制度等,乃为中国化之创设。

        以文化而言,中华古代之易礼文化经周秦之际诸子百家争鸣,复经秦汉而演变形成以儒、道为主流的文化,儒道为表里、为互补。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佛、儒、道三家思想文化交汇互变,佛教作为外来之文化,逐渐影响中国政治、哲学、艺术、文学、习俗风尚等各个方面。经八百余年之融摄交汇,随着佛教中国化之进程,佛教也深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儒、道两家共同汇成中国文化的三大巨流,构成中国文化之有机整体,影响了中国人两千余年的精神生活。隋唐之后凡言中国文化者,儒、释、道三家不可缺一,已无分乎外来、本土。今日一般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即指隋、唐、宋、元、明、清各朝以儒、释、道三家为代表的这一期中国文化。明清以降,国门打开,西方文化逐渐输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荡至今,新一期的中国文化于酝酿之中,尚未成形。

        于今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正值公元二千年即将来临之际。近百余年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微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产业信息化的变革、全球信息网络的建立,已使人类社会迈入信息化的全球时代。正如1992年联合国秘书长在致辞时所宣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时代已经到来了!”社会信息化,文化全球化,乃为现时代之大机缘。值此时机,由佛教中国化而成立辉煌灿烂之中国佛教的启示,进而探求佛教全球化,贡献于信息时代全人类的精神生活,可谓适时应机,不亦宜哉!

        以佛教而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为佛法在全球的普化创造了空前的机缘。科学技术所造就的信息化的全球时代,为佛教大乘理想在地球人类的真正实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而科技猛进与人文失落铸成的科技—人文分裂之文化危机,近百年来愈演愈烈,现代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精神家园贫瘠荒芜,已是当代佛教所面对的尖锐的时代课题。以文化而言,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化,东西文化冲撞融合、各民族文化之交流互动将更趋紧密,必将呈现一体多元的世界人类新文化。佛教之全球化进程,正可同步参与这一全球化时代一体多元之人类文化的建设而贡献于全人类的精神生活。一个多世纪前近代佛教大德杨仁山居士欲“重光释迦真实教义……遍及全球”(《支那佛教振兴策》)之理想、本世纪初太虚法师建设“世界佛学”、鼓铸世界性之文化的宏愿,当可在全球化时代成为现实。

        佛教之弘传,以契理契机、随缘不变为原则。契理者,以不变之佛法真理为根本;契机者,以种种法门随缘化物为方便。佛教中国化之进程,即是以常住不变的佛法真理随于中国文化之缘而应机发扬的过程。佛教随于中国文化之缘而融摄中华儒道思想、建立中国佛教宗派、创设中国佛教丛林,而有千年不坠之中国大乘佛教的规模;中国佛教禅宗乃佛法应乎中华文化简约放旷之传统及古来老庄思想而建立的典型;丛林制度则为佛法融摄中国文化与社会政治思想,改变印度佛教托钵游方、乞食自修之制度,演为丛林自耕、自食其力而建立之新规范;净土宗之基础修行,更是大量融摄了中国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大量内容,而普传于社会民间,成为信众人数最多的中国佛教宗派。佛教中国化之辉煌成就,不仅体现了佛法契理契机、随缘化物的广大智慧,也体现了佛法内涵中平等、包容、博大的慈悲精神。佛教之中国化,乃以和平、求同、容摄之精神开展,向无战争,鲜有排斥,以至于儒道并可归于佛法之人天乘和声闻缘觉乘,摄为广大佛法之支分。契理契机、随缘化物的广大智慧,平等、包容、博大的慈悲精神,乃佛教中国化成功之由,可为两千年后佛教普化全球之启示。

        佛教在信息时代的全球化,较之两千年前的中国化有着更广阔的空间,也面临着世界各民族文化、不同文化传统及各种新兴思潮的更为纷繁复杂的局面。就思想文化而言,如果说两千年前佛教的中国化主要是面对中华传统的儒道思想,那么,两千年后的佛教全球化,以大要言之,主要是面对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和渐已成为全球人类思想之主流的科学技术文化。早在半个多世纪前,近代佛教革新的先驱太虚法师即已高瞻远瞩,从“世界文化大交通的趋势上”,发现正可适时应机地建立“世界佛学”,并以佛法为指南,建设“人类的普遍文化”(《佛学源流及其新运动》)。只是人们一般较多关注于太虚苦心励志的宗教改革事业而对他佛教全球化的远见卓识有所忽视。在《新与融贯》一文中,太虚写道:“本人三十年来宏扬佛法,旁及东西古今文化思想,是抱定以佛教为中心的观念,去观察现代的一切新的经济、政治、教育、文艺及科学、哲学诸文化,无一不可为佛法所批评的对象或发扬的工具”,由此可见他的广阔视野。在“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一文中,太虚手订佛教大文化体系表格,开出“佛教化的儒教宗、神教宗、梵教宗、基教宗”及“佛教化的哲学宗、科学宗、艺术宗”等,充分表现了以佛法融摄西方基督教文化及现代科学技术思想的意向和推进佛教全球化、统合世界人类文化的宏大构想。太虚大师的远见卓识在《佛学源流及其新运动》一文中表述得最为深刻:

        “吾以二十余年的修学体验,得佛陀妙觉的心境,照彻了大小乘各派的佛学,及一切宗教、哲学、科学的学说。从人类的思想界,为普遍的深远的观察,了知佛学的全体大用,向来犹蔽于各民族(印度亦不例外)的偏见陋习,未能实现为人类的普遍文化。但在现今世界文化大交通的趋势上,却应将此超脱一切方土、时代、人种、民族等拘蔽,而又能融会贯通东西各民族文化的佛学,明白的宣扬出来,使之普及群众,以作人类思想行为的指南。”

        佛所说法,乃宇宙万法之实相,真实不虚,本来即超乎国界、种族、地域、文化、历史之世间差别相,本来即为宇宙、人生之普遍真理,应可实现为人类之“普遍文化”。由于历史之种种因缘,两千多年来,佛法基本以宗教形态宣化弘传,且为各种文化传统所拘蔽。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世界人类文化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科学经由技术而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科学经由文化则使人类近代的思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重验证、尚理性之精神深入知识社会的现代人心,新的文化精神标志着传统时代的结束。数百年来,科学技术文化渐已成为世界人类文化之主流,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科技与人文之分裂酿成人类文化之危机亦日见加深。二十世纪末的世纪之交,人类由于微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迅捷迈入信息化的全球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佛教之全球化,本质上当不在于佛教作为一大世界宗教在世间相上的全球普化,而应在于作为宗教佛教之内涵的佛法,如何在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化中呈现其普遍性而与人类现代精神和知识相通、交汇、融摄,而发扬为“人类的普遍文化”。这也正是佛教界近年来最为关注之“佛教现代化”课题的关键所在(详见笔者《关于佛法与时代文化之省思》一文,载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佛学研究》年刊)。

        如果说,佛教中国化以其平等包容之精神和契理契机之原则融摄了中华儒、道思想文化而成就了辉煌灿烂之中国大乘佛教,裨益于中国人两千年的生活福祉,那么,两千年后,佛教之全球化仍将以其平等包容之精神、“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契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契机),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随缘化物)”(太虚语),把握现时代重理性、尚验证之文化精神和信息化全球时代的大机缘,去融摄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渐已成为全球人类文化主流的科技文化,弥合分裂,统合文化,而使法音宣流于全球,将佛法智慧和慈悲的信息度入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正如佛教中国化之进程,儒、释、道三家思想交汇互变,未有相侮相克,且见相得益彰,儒学受佛教禅宗激发而有宋代理学、明代阳明学之大发展,道家也有全真教之新规模;佛教之全球化进程亦然,应能有补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现代调适和发展(有佛教高僧对当代西方人开示:“上帝的概念,乃人类至善圆满的生命境界”而大受认同),更能以佛法之智慧,观照时代社会,跨越宗教藩篱,深入文化领域,发扬佛法真义,积极融摄新知,弥合科技—人文分裂之鸿沟,疗治当代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精神家园荒芜贫瘠之大病。可以展望,佛教之全球化进程,也将是佛法之普遍性逐渐呈现于现代知识社会的进程,将是一佛乘之佛法“超脱一切方土、时代、人种、民族等拘蔽而又能融会贯通东西各民族文化”的进程,将是佛法参与全球化时代一体多元之世界人类文化重建而得成其“全体大用”、“实现为人类的普遍文化”、大放光芒之进程。

        释尊于法华会上开示一佛乘究竟了义之理,会三归一,而有偈曰:

        “诸佛方便力,分别说三乘,唯有一佛乘,息处故说二。今为汝说实,汝所得非灭,为佛一切智,当发大精进。”(《法华经·化城喻品第七》)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说佛智慧故,诸佛出于世。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终不以小乘,济度于众生。”(《法华经·方便品第二》)

        时当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正值公元二千年即将来临之际,缅怀先贤弘法宣化、创宗立派、筚路蓝缕之不易,“当发大精进”,致力于全球化时代发扬一乘佛法精义、融汇科技人文、统合人类文化、弘普遍之佛法、宣法音于全球的伟业。本文仅为此一方向初步思考抛砖之作,愿诸师友,垂示棒喝,合力共勉,庶报佛恩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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